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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年来，中国改革在波浪式前进，有时激越，有时沉稳。比较激越的改革大致有如下几次：1978年前后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，1987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承包制改革和价格改革，1993年前后的财税、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，1998年前后的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，2002年前后的涉外经济体制改革，2006年前后的股权分置改革等。
其中，具有阶段性意义的改革是1978年的农村改革和1993年的宏观改革，前者可称为第一轮改革的起始点，后者可称为第二轮改革的起始点。目前正在进行的第三轮改革尽管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就开始启动，但真正的发动还刚刚开始。
第一轮改革的主要特点是“经济增量改革”；第二轮改革的主要特点是“经济整体改革”；第三轮改革的主要特点是“全面协调改革”。本文所说的新一轮改革是指第三轮改革。
首先，新一轮改革的范围更宽。前两轮改革主要在经济领域进行。新一轮改革则已从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扩展到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改革领域，即几乎覆盖了一个国家改革的全部内容。与此相适应，我们开始强调要全面推进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，要全面提升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、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。显然，这需要更大的改革魄力才能推进。
其次，新一轮改革的对象更复杂。过去两轮改革的对象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，而新一轮改革的对象则除了残留的计划经济体制外，还有30年改革中形成的“过渡性体制”。“过渡性体制”是一种既不像计划经济体制、又不像市场经济体制的“扭曲性体制”。“扭曲性体制”包括“特权市场经济体制”（或“权贵市场经济体制”或“官僚市场经济体制”）、“垄断市场经济体制”、“优惠市场经济体制”、“城乡分割市场经济体制”、“泛市场经济体制”（将公共产品也市场化的体制）和“价格福利市场经济体制”（实行基本生活品的低价政策）。这些“扭曲性体制”由于形成了很多新的既得利益群体，具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加强的趋势，很可能陷于危险的“路径依赖”之中。对这些“扭曲性体制”进行改革，比对单纯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需要更大的魄力。
再次，新一轮改革的阻力更大。前两轮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，而新一轮改革的阻力除了来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外，还增加了两个新的阻力集团：一是“过渡性体制”或“扭曲性体制”下形成的新既得利益集团，它们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利益有可能在未来人本的、公平竞争的现代法治市场经济体制下消失；二是“过渡性体制”或“扭曲性体制”下形成的，它们虽然可能也分享了部分改革成果，但没有与强势群体公平分享改革成果，它们不满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，将这种社会现实归因于“市场化改革”或过去的改革开放事业，因而反对任何形式的进一步改革，有的甚至希望回到改革前的时代。在这三重阻力下推进新一轮改革无疑需要更大的魄力。
第四，新一轮改革的难度更大。过去两轮改革在较单纯的经济领域进行，因而难度相对较小，而新一轮改革将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社会四个领域同时进行，改革的综合性较强，复杂性较高，设计方案的难度较大，实施和推进的困难较大。新一轮改革涉及多个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，遇到比过去更多的阻力集团，这也加大了难度。新一轮改革的对象比过去改革的对象更具有信息不透明、信息不完全、信息不对称等特点，不容易获取改革的成本和收益信息，不容易对未来进行预测，因而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。而且，新一轮改革已进入“深水区”，必须啃过去改革留下来的“硬骨头”，如政府机构改革、政治体制改革、土地制度改革、垄断行业改革等，这也增加了改革的难度。在难度更大的改革面前，显然需要我们有更大的魄力。
此外，前两轮改革留下的“后遗症”已开始显现，“市场化改革”开始引起部分人的质疑和反对，改革的共识在减少，改革的动力在减弱，改革的“疲劳症”凸显。这也需要有更大的改革魄力。
在这种新的改革形势下，我们必须克服畏难情绪，放弃怯弱，以大无畏的勇气，迎难而上，一往无前，去争取新一轮改革的胜利。
